背影丨李榕：爸爸的故事

李榕新三届 2019-06-06

老编的话：中共夺取全国政权前，青年学生（知识分子）投身左翼运动，有三次大潮：一是五四运动及其大革命时期；二是一二·九运动及其抗日救亡时期；三是一二·一运动及其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时期。本文作者的父亲李维统（曾任煤炭部教育司副司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委员会秘书长、中国驻美使馆教育参赞等），就是与同班同学朱镕基、郭道晖等人一起，投身1940年代后期左翼运动的清华学生之一。

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

李榕，北京八一中学毕业。大连理工大学材料学院工学学士，美国西弗吉尼亚大学能源学院工学硕士。担任过煤炭部信息研究院专业编辑，美国Metalspray公司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韩国世和机械中国代表处首席代表，世和机械中国公司总经理。

原题

爸爸的故事

作者：李榕

前言

记得在一本杂志上看到过这样一句话：“历史就是父亲，现在就是儿子”。如果“儿子们”生活在一个没有战争，没有外来入侵，没有饥饿，后来还莺歌燕舞，有些盛世味道的时代，那还会有多少“儿子”记挂着那些父亲们曾经的岁月？历史对旁观者是一段故事，对亲历者却是切身的悲喜交集和死去活来。父亲的故事即使没有什么戏剧般激烈和跌宕起伏的情节，但对我而言仍觉得有吸引力。见微知著，因为那些历史的细节是一个我从未经历过的动荡的大时代中才有的故事。

耄耋之年的父亲

家族

父亲1927年10月出生于山东泰安的一个大户人家，我的爷爷毕业于山东法政大学堂，是泰安城里的知名律师，担任多个公司的法律顾问，专为一些公司之间的纠纷进行调解或代人打官司。父亲的爷爷是清朝年间的恩贡（“贡生”里最高一级），就是皇上某年觉得没选到理想的人才或认为选的人才不够，考外施恩，下达指示那一年扩大招生，父亲的爷爷于是通过了山东省考，获得恩贡“学位”。

据父亲讲，他爷爷确是知识渊博，满腹经纶，在当地传道授业解惑，桃李遍布，且德高望重。只要是他的学生，经他推荐，必考得上功名。官府曾拨下银两准备在他家门口竖立二个石旗杆，以昭显其“高级知识分子”的地位和身份。但父亲的奶奶极有理财头脑，她认为竖两个石旗杆没什么实际意义，官府给的这银子还不如拿去买地置产更实惠。于是父亲的奶奶拿着竖石旗杆的银子到乡下买了地。石旗杆虽没竖，但大门口仍高挂着山东学道（相当于现在的省教育厅长）送的大匾“望重石渠”。“石渠”在古文中是指知识分子汇聚的地方。意思是父亲的爷爷在知识分子中享有崇高威望，被读书人推崇，是为“望众石渠”。

李家虽风光在外，但不知为什么留不住女人。老婆都短命，死在夫前，而且是来一个死一个。这位“望重石渠”也没能逃脱这个命。第一任夫人死了，丢下一堆儿女。续弦进了门，再添儿女。没几年，这第二位夫人又归天了。“望重石渠”痛不欲生，曾作诗一首。至今我父亲仍记得其中两句：“若知重遭鼓盆苦，宁自为僧不续弦”。这是一个庄子的典故，庄子死了老婆，边敲盆边痛哭。故死了老婆在古时被文人称为“鼓盆苦”。就冲这情到深处张嘴就来的两句诗，这位“望重石渠”似不是浪得虚名。

两位夫人去了，痛过了，哭过了，盆也敲了。但家里没女人日子还是过不下去。一点儿没出我意外，望重石渠并没有为僧，他又续弦了。这回就是我父亲的奶奶了。我这位曾祖母进了门，又生下两个儿子。小的就是我爷爷，人称李九爷。

到了我爷爷这一辈，男人仍然继承了上一辈的荣耀。我爷爷凭自己的人品和能力在泰安极富名望和人脉，虽没拿个“望重石渠”的匾，但也像他父亲一样在当地名重声隆，德高望重。我姑姑曾对我形容爷爷当年在泰安城里的名望达到了“跺一下脚，泰安的城门要抖一抖”的地步。抗战前，冯玉祥在泰山上闭门读书，间或邀请泰安当地名流缙绅与他一起吃饭，高谈阔论。爷爷既是被邀者之一。他后来曾评价冯玉祥：“这个人可不是大老粗，有些书读得很深”。

但荣耀归荣耀，爷爷依然没有摆脱家里女人先死的梦魇。据说爷爷与奶奶感情甚好，生了9个孩子（活了五个），父亲倒数第二。父亲六岁那年，奶奶病逝。七八十年前一般人家里平时不照相，等到奶奶快不行的时候，又怕照相会让奶奶疑心自己马上要死，结果到最后也没有留下照片。所以父亲甚至对自己母亲的模样已没有任何印象，只记得他在葬礼上穿着白色丧服，跪在母亲棺材前。不到一年，继母进了门，下面又有了三个弟弟妹妹。

父亲的童年与少年

一个没了娘的孩子，日子自然不能与有娘的孩子相比。爷爷整天在外奔波应酬，虽然不缺吃少穿，但可以想像父亲童年和少年时的生活并不温馨。

父亲北人南相，生得眉目清秀，性格内向，从不多话，人也并不高大，完全不是“山东大汉”的形象，倒更像是江南人。父亲天资聪颖，智商在他的所有兄弟姐妹中当属第一。由于生母死得太早，他便成了爷爷最宠的儿子，哥哥姐姐们也对这个弟弟呵护有加。

父亲的回忆录中提到他在泰安读小学时的一件事：大约在四五年级时的一次数学课上，父亲在课堂上“走神”。这时老师出了个题，说甲乙两人同向而走，乙先走了10里，甲再开始走，时速比乙快两里，问几小时能追上乙。别的同学都回答是5个小时能追上。轮到父亲了，父亲把“神”拉回来，说“不会”。老师说这题很简单哪，5个小时嘛。父亲说甲走的时候，乙并没有停下，乙还在走，所以是不是五小时我还没想好。老师听了在黑板上又演算了一遍，虽然结果仍是5小时，但老师认为父亲想问题很仔细。下课后，老师用了一个词批评他上课走神，叫“聪明自恃”。从此，父亲甭管是写日记还是写作文，就一直检讨自己“聪明自恃”。

父亲虽不爱说话，可一旦开牙，口才却让人一惊，辩才尤好，思维缜密，逻辑严谨。 1940年，父亲13岁时被学校选拔参加山东省的小学生比赛，同校去的另两个小孩一个唱歌一个跳舞，父亲被安排演讲，内容是反对吸鸦片。当时日本人已占领山东，日本小学也参加了比赛，又唱又跳。主办当局为拍日本人马屁，日本小学自然得了第一，第二名是济南的小学，父亲代表学校得了全省第五名。

上初中时，父亲开始热爱运动。网球，篮球，乒乓球，排球，游泳等多所涉猎。另一个得天独厚的运动是爬泰山，早上上去，晚上下来。年轻时的大量体育运动，可能给父亲后来的身体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他一生中除了文革时被打伤，平时很少生病，更没怎么住过医院。即使现在高龄了，动作依然敏捷，精神依然矍铄。父亲在回忆中饶有兴致地记述了这么一个富有童趣的事：一次他带着五六岁的弟弟一同爬泰山，专找没路的地方爬，遇到很高的大石头，就自己先爬上去，再把弟弟拉上去。一边爬山，一边采野果吃。那种野果“味道像李子，样子像樱桃，一找到就是一大片”。“还有一次我逮到一只蝈蝈，可身边没有笼子，我就学人家的办法把它放在草帽里戴在头上。下山时，觉得它在草帽里面咬我的头发，回到家里摘下草帽把它拿出来后发现它竟然已经咬下了我一小片头发。”

也是在这个年纪，父亲开始大量读课外书。从他的回忆录中列出的书单看，古今中外，文艺侦探武侠，无所不涉。他回忆了一个让我动容的读书往事：“有一回我看了一本外国柔情的书。故事是一个孩子的妈妈离婚后离开了家。这个孩子有了一个继母。继母只对自己生的儿子好，他想念妈妈时就跪在母亲的照片前哭。生母想念孩子，化妆回到这个家当家庭教师。看到儿子在自己的照片前哭，就摘下眼镜说，你看看我是谁。” “看到那个孩子在妈妈照片前向妈妈哭诉时，我也跟着掉下眼泪，被大姐看到了，问我为什么掉眼泪，我反而放声哭了起来，说：这孩子真可怜！”

这段流露真性情的描述让我有些惊讶。如果不是父亲自己写了这一段回忆，我断难想象他“放纵”自己感情的样子。因为在我的印象中，从来没见过父亲哭。父亲的克制，理智和冷静在我看来简直到了“非人”的地步。他的这段描写与他给我的印象实在大相径庭。坦率地说，这么“有血有肉”的父亲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当然，我懂事后看到的父亲已是他四十岁以后了，已经经历了不少生活的洗礼。为什么父亲在回忆中对这件事记述的如此细致？因为他也是一个没娘的孩子，成长中内心的孤独与压抑，以及对母爱的向往在看这书时释放了出来，他在同情那个孩子的同时也是在为自己放声一哭。

中学开始父亲转而读《西游记》《水浒》和《三国》。再后来又对武侠上了瘾。父亲回忆说，初三时上三角几何课，老师在上面讲，他在课桌下面读《三侠剑》。恍惚中听到老师在证明两个三角形全等，说两个三角形的三个角相等，所以这两个三角形全等。父亲的脑子立马从《三侠剑》中跳出，抬起头大声说：“不对！三个角相等是相似三角形，不是全等。”老师一愣。父亲说完，又低头回到《三侠剑》里去了。这数学老师是校长，在这么多同学面前被一个学生挑了错，而且还是一个不抬头听课的学生，难免有些恼怒。

校长发现父亲仍就低着头，好像在桌子底下看什么，就走过来：“你在看什么？”父亲听到校长的声音，赶忙把书往同桌的手里塞，想叫同桌的同学传走，可同桌不敢接。得---砸手里了！被逮个正着！校长大怒，一把抢过书，劈手就撕！父亲大叫：“别撕！书不是我的！是租来的！” 校长哪管这个，三下五除二，书已被撕成了几沓，抬手扔出了窗外！下课后，父亲只好到楼下把撕了的书捡回来，按页的顺序拼好订起来，后来看完了，还给了书摊。

高中时父亲被爷爷送到济南读书，考进了山东最好的中学——济南中学（抗战前叫省立第一中学，抗战后改名济南一中）这个学校出了很多人，季羡林，清华毕业后留德，回国后任教北大，前几年刚去世，死前被尊为国学大师；邓恩铭，中共一大代表，中共早期领导人，1931年在济南被国民党杀害；周正，著名艺术家，解放后在话剧和电影《以革命的名义》中饰演列宁；欧阳中石，著名书法家，等等。到现在这个学校仍然是山东省的名校和No.1。

在济南中学期间，父亲课余开始对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家春秋》着了迷。他回忆说， “那里面描写的封建大家庭的生活我很熟悉，很有共鸣，对觉民觉慧反抗封建，走向社会感同身受。”这种“感同身受”很快就付诸实践了。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日本人当前，他和许多其他年轻人一样不光反封建更反日本人。济南中学有日本教官，有日语课。上日语课的时候，老师让父亲念课文，他就装嗓子哑，说念不出来。课余就和一些同学私下讨论到哪儿能抗日，能打日本人。后来想去抗日的愿望越来越强烈，连学也不想上了。不知道从哪儿听说在安徽阜阳有个战地青年服务处，据说只要去了就有人给安排参军打日本。父亲竟然不管是真是假，回家就向爷爷要求去安徽。任谁也劝不住。

父亲在回忆中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他在泰安上小学时为躲日本人，全家曾住进美国美以美基督教会。他住的隔壁有一个不到八岁的小男孩，有一天他画了一张画，上面是一个小孩儿拿着枪，打死一个日本兵。这小孩儿拿着画儿跑到泰安西城门，把画儿递给站岗的日本鬼子，然后撒腿就跑。日本兵看见画儿后，在后面拼命追。看到这小孩儿跑进美国教会，只好止步。因为教会门口贴着日本占领当局的告示，表示这里是美国教会，武装人员不得进入。但日本兵不肯善罢甘休，非得要求美国教会交出这个孩子。

这孩子的妈妈吓蒙了，去给维持会的人和日本人磕头求情，并请我的大爷爷（我爷爷的哥哥）出面帮忙斡旋，最后总算放过了这个小孩儿。这孩子全家都是基督徒。父亲说，“从那以后，每天晚上这孩子睡觉前都要祷告，求上帝帮助中国人早点打败日本人，把小日本都杀了！” 这个孩子的勇敢给我父亲留下深刻印象。当父亲自己长成一个青年时，对日本人的仇恨让他整天满脑子就想着找机会去抗日。

爷爷终于拗不过父亲的执着，同意他去。当时学校里本来还有两个同学也吵吵着要一起去，而且三人商定到1945年初寒假念完高二上学期就走。设定的路线是先到徐州，再从徐州步行通过中日间的封锁线到阜阳。但动真格的时候，那两个学生退却了。只有父亲坚持要去。爷爷只好安排父亲的堂哥陪他一起先到徐州，并拜托在徐州的朋友帮助父亲。可是父亲他们到了徐州，转来转去就是找不到任何门路通过封锁线，满腔的抗日热情凉了半截。

父亲回忆说，在徐州摸不到一点门路和线索，也不知怎么才能去阜阳，只能整天在徐州城里瞎转悠，最后在书店里买了一本老舍的《猫城记》后，只好打道回府。这次”抗日”就这么收了兵。回到济南中学，因为出去"抗日" 了一个多星期没上课，国文老师怀疑父亲参加了什么活动，就私下问父亲到底去了哪儿，父亲推说病了在家休养，遮掩过去了。

父亲出去“抗日”不成，但抗日之心不死。正在这个时候，济南的一些中学生发起砸大烟馆。这下父亲找着反日本人的机会了。日本占领期间，鼓励中国人开烟馆，让中国人吸鸦片。父亲认为“这是日本人既毒害中国人，又使中国社会比满清时还腐败落后。”于是义无反顾地加入了砸烟馆运动。

打砸开始了，济南中学出门不远就有一家叫“小洞天”的大烟馆，济南另一所中学的学生真到了烟馆前却不敢动手，父亲和济南中学的同学就在后面大喊：“你们不敢动手，就让我们进去！" 说着济南中学的学生们拥进了“小洞天”。先是找烟土烟具，扔出来毁掉，见什么砸什么，后来连家具用品通通砸了。出来接着找第二家烟馆，烟馆老板看到学生来势凶猛，又作揖又鞠躬，求学生手下留情，学生根本不理，一通的乱砸，然后扬长而去。

“我们就这么一路砸下去。在经五路有一家烟馆，前面打砸的学生已砸的差不多后离去了，烟馆一片狼藉。我和几个同学经过这里，想进去再找补找补。我进去后发现屋里有一个长皮沙发，一掀起来坐垫是活的，打开后里面藏满了大烟枪，烟灯等用具。我们几个人就把它们全数抄走了。拿到中山公园，那里的烟枪烟具已经堆成了山。后来点火烧起来，烧了很长时间。” “第二天，山东的所有报纸对这次轰轰烈烈的学生打砸烟馆只字不提，但北平天津的报纸报道了，说是山东的学生一共打砸了70多家烟馆”。据父亲说，后来这些烟馆老板还联合起来要求汉奸政府赔偿他们的损失。

1945年八月十五日，日本人宣布投降。父亲那时正在泰安老家，消息传来，他激动得要命。他说记得泰安报纸那一天的头版头条标题是《战争全面终结！》。抗战终于胜利了。但和平的日子并不长，不久，国共内战开始了。

海军官校和齐鲁大学

1946年夏天，父亲从济南中学毕业，当时济南已是孤城，周围全是解放区。出省陆路已不通了。父亲就先参加了当时国民党的海军官校在山东省的考试。报名者数千，最后录取前50名，父亲竟考得第一名。发榜时，爷爷的朋友在报纸上先看到，跑来恭喜爷爷“公子得中状元”。时任山东省主席的何思源*特地接见了这批被录取的年轻人，父亲是第一名，自然站在第一个。何思源特意点了父亲的名并对考取的学生们说：“你们都是山东省年轻人的精英，希望你们继续努力，不要自满。希望你们每一个人将来都带一艘军舰回来”！意指将来这些年轻人都当舰长。讲完并亲自和每个学生握手以示鼓励。接着，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司令长官王耀武*又率李仙洲（电影《南征北战》中的李军长原型）等人接见了这批考中的学生，讲了一通鼓励的话后，每个学生还发给奖励金。

父亲回忆说，王耀武跟他握手的时候，又递过来一叠钱，多少记不得了，反正在当时对这些学生来说是个挺大的数字。过了些天，当局就用两架军用飞机把这50个学生从济南送到了徐州，再从徐州坐火车到南京。在南京的体检中，父亲在裤兜里装了两块石头体重才刚刚过最低限50公斤。但视力没过关，因为近视眼被刷下来了。

父亲本来就不想学军事，报考海军官校就是想先出山东再说。到了南京，父亲就想在南京报考本地大学，可是当地所有大学都已过了考试时间。父亲他们就只能在南京盘桓了一些时候，等候军方把他们送回山东。当时国共正厮杀得不可开交，已没有专门的军用飞机再把这些体检没过关的学生送回去，军方就采用过几天只要有飞机飞山东就带上三五个学生，这样父亲又被送回了济南。

回到济南已是10月份了，父亲发现也是刚迁回山东的齐鲁大学还在招生，马上去考齐鲁。齐鲁是美国教会学校，第一天国文、英语、数学父亲都考得不错，第二天在考场上突然哇哇大吐，没法考了，父亲只得退考回家躺着。他以为没戏了。但让他非常意外的是，齐鲁大学竟然找他来了！

原来，那天的监考老师是一个美国人，父亲记得他叫菲利普斯。他看到了父亲在考场呕吐后不得不退出考试，但他仔细调阅了父亲前一天考试的试卷，发现这个考生的数学和英文答得相当出色。即使父亲第二天的考试基本等于没参加，菲利普斯还是意识到这个考生很优秀，于是他提议学校破格录取。父亲就这么进了齐鲁大学化学系。菲利普斯后来教了父亲一学期的高等数学。

写到这里，真的很想问，现在还有“菲利普斯”吗？

同年，北平辅仁大学也在山东招生。但父亲对辅仁没兴趣。这时有一个富家子弟央求父亲帮他考辅仁。考大学对大多数学生是个坎儿，现在也依然是。但我不得不说，考大学对父亲来说有点像期末考试。他的智商在考大学上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父亲答应帮那个同学。于是那个学生除了自己报名，还帮父亲一起报了名，这样两人的考号就连在一起，考试时也按考号挨着坐。密封的考卷发下来时，监考老师核对一下考号后，就撕去了卷子上的密封号。那学生就趁老师给别人发卷时，迅速与父亲对调考卷，由父亲替他答题。他们两人竟然就这样在监考老师的眼皮底下连续两天共四门课（数理化+英语）都蒙混过关了！

一共五门课的考试，父亲替那个学生考了四门。合着只有一门国文是那厮自己干的活儿。父亲替他考上了辅仁大学。1947年父亲也去了北平，还看见那人在辅仁上学。我其实心里不免嘀咕，如果五门课让人替考四门，就算是进了辅仁能学得下来吗？当然，父亲帮人作弊是不对的。跟现在的“枪手”比，我爸算是老前辈了，可称之为“老枪”。但区别在于，父亲是不收钱的，纯粹是免费帮朋友。

北平清华

父亲在齐鲁读了一年，因为化学本就不是父亲所喜欢的，父亲想学工程，但齐鲁没有。而且父亲还是想走出山东，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那时我在齐鲁是把它当作‘暂安处’，不想在那里呆下去，有机会还是想去北平。因此除了上课，多是自己读书。这一段时间看的书对我影响较大的有《鲁迅三十年》《战争与和平》《静静的顿河》《被开垦的处女地》等。”

1947年，从山东到北平的火车终于通了，父亲马上决定离开齐鲁去北平。来到北平后，父亲借住在一个亲戚家里准备几所大学的考试。他一共投考了五所大学：清华大学、北洋大学（现在的天津大学）、北平铁道管理学院（现在的北方交大）、北平师范学院（现在的北师大）和唐山工学院。最后考上了四个，只有北平铁道管理学院没取。父亲回忆说，他通过了这个学校的所有笔试后还有一个口试。口试的考官问父亲：“你对现在学生上街闹事怎么看？”这是一个时事题。当时国共内战，国民党统治区民不聊生，物价飞涨，学生运动风起云涌。父亲不假思索地回答：“我赞成学生运动。” “政府给你们吃，给你们穿，还给你们奖学金，你们为什么要反对政府？” 这人显然是个国民党。“可是工人农民没吃的，学生是为他们请愿。” 那人听完冷笑一声，不再说话。结果当然因为父亲的 “左倾激进” 没被录取。

在余下四所考中的大学中，父亲以数理化三门平均90分以上的成绩考进清华大学电机系。后来从郭道晖叔叔写的一篇回忆朱镕基的文章中看到，当时“我们报考清华时，平均成绩在80分以上的，就可获得奖学金”。电机系是清华的王牌系，录取分数在各系中最高。

父亲多年后仍然记得当年的清华数学考卷只有四道题，也就是说，一道题25分。错一道题就没戏了。他做出了前三道题，最后一道是个求证题，如果完全求出来，应该是个圆。他已求证出一个正方形的四个角是圆的了，收卷时间到了。一道数学题60多年后印象仍如此深刻，至少说明了题的难度。但我至今认为，在那种考试中能得高分的人，多少都有点依靠天赋，不是单凭努力学习就行的。

父亲被清华录取了，自然别的学校就不去了。父亲在清华的这一批同学后来被证明确实不少人是厉害角色。这一班工科男里几十年后出了数个院士，一个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部长副部长一把，司局级一大把。总工、主编、院长、技术专家不计其数。还出了诗人、书法家、专业歌唱家（这个让我有点匪夷所思）、法学家、外交官等。

其中我认为最有趣的是一个名人院士何祚庥——电视报纸杂志网络上，哪儿都能看到他在发表言论，从伪气功到京沪高铁论证，各行各业好像没他不懂的。我称之为“全能院士”。这老头名字中三个字我只念对一个，我曾把这老头的名字念成“何zhama”。

当然父亲同班同学中之最就是朱镕基了，先是当右派，后来当宰相。可就是朱镕基，当年从湘西的一个小地方界首考进清华后，有一次忍不住对同班的张凤祥说，我以前在我们中学从来都是考第一，怎么到清华后老是七八十分？张凤祥的回答也很绝：你往你周围看看，这儿——谁来清华前不是第一？

中排站立者左三为父亲，前排坐者中为朱镕基，右为章希博

学潮地下党时期 “翻墙”

父亲入读清华的时候，正是国统区学生运动风起云涌，方兴未艾之时。晚年他在清华的一本杂志《晚霞》第十五期中的一篇回忆文章《清华漫忆》中写道：“我们在清华的时期，正是解放战争，新中国建立和抗美援朝初期。国内正处在风云变幻，江河激荡，白云苍狗，朝夕不同的时期..........我们这批热血青年很自然地被卷进了时代的激流。”

1940年代末，清华学生中的地下党极其活跃。各种学生社团大多是由地下党及其外围组织领导的。受到校园气氛的影响，这个时期父亲课余读了很多左派的作品，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冀东行》等。当时很多清华的学生都在偷偷地看《冀东行》。这是清华社会系的一个地下党员吴锡光到冀中解放区后写的记行。为了遮人耳目，故意将冀中写成冀东。这本小册子印了4000册，在北平天津的学生间暗中流传，对很多学生影响很大。父亲深受这些新思潮的影响并开始接受共产党的很多主张。

父亲的思想倾向和表现很快被地下党注意到了。他在济南中学时的学长刘崇仁比他早一年考进清华机械系（刘解放后曾任北京市科委主任），这时就以中学老同学的关系与他深入交谈，谈人生，谈理想，谈国家民族的前途，那时候这种话题最能激发一个青年的热情与爱国。继而父亲被发展加入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主青年联盟”，又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后，父亲于1948年九月正式加入了地下党。刘成为父亲直接的上级并单线联系。

父亲加入的地下党隶属中共北平市委城工部刘仁这条线，在清华称“北系”。清华当时还有地下党“南系”，属中共南方局领导。各自不发生横的联系，只在最高层才互相联系。

父亲在校期间，浙江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于子三在学潮中被国民党逮捕，后惨死在监狱中，史称“于子三事件”。全国各大学的学生在各地举行声势浩大的抗议游行声援浙大学生运动，抗议于子三被迫害致死。

1948年四月的“四月学运”，国民党北平军警捣毁了北平师大学生自治会办公室，冲进学生宿舍把学生从被窝里拖出来毒打，并抓走了八个人。至四月五号晚上，北平各大学有六七千人在北平李宗仁行辕门前请愿，经过十几个小时的僵持，当局只好放人。

同年六月，“反美扶日”运动，反对美国扶持日本，北平上万学生举行“反美扶日”游行，清华教授朱自清不吃“嗟来之食”——美国的救济面粉，就发生在这次运动中。

同年7月， “声援东北学生”运动和保卫华北学联。

同年八月19号，国民党北平剿总在报上连续公布了两批约300人的学生黑名单，并在当天晚上包围清华园，封锁校园，开始实施抓捕（史称“八一九大逮捕”）。学生则在地下党的指挥下组织护校，掩护黑名单上的地下党撤离，与国民党周旋。

这些运动一个接着一个。父亲都参加了。父亲后来回忆道，“说实话，上清华后没花多少时间用功学习。尽闹学潮了。”（还真让北平铁道管理学院口试那家伙看对了。）

几十年后，朱镕基在会见克林顿总统任内的国务卿Albright(奥尔布赖特）时说：我参加争取和保障人权运动的历史，比你早得多。此话确实不虚。虽然朱在清华入党比我父亲晚一年，但他确实参加了上述所有这些学生运动，而且还是积极分子。

学潮直接的引因还有饥饿。 “在1948年前后，物价一日数涨，不仅学生，甚至教职员工的生活已到了无以举炊的地步”。“庞大的内战军费把实际的教育经费挤得只占总预算的2.92%……当时清华的行政经费仅够电费支出…..更严重的是生活危机。1948年五月初的十几天内，北平大米由法币900元/斤，猛涨到2600元/斤！清华米饭膳团饭费由4月份的7万元猛涨到五月份的13万元！而当时获得全公费的学生每月才领得2.4万元。而且这个月的公费要下个月才发。根本跟不上飞涨的物价。”“清华的馒头，米饭膳团一时只能宣告停售，而改吃“丝糕”（玉米面做的发糕）。有学生开始出售衣服，上面贴个条子：卖尽身边物，暂充腹中饥。一个清华的工友为饥饿所迫，吊死在校园南面的树林里。校园里开始出现标语：“饥饿事大，读书事小”！“内战声高，公费日少！今日丝糕，明日啃草”！朱自清并写了一篇《论吃饭》：“没饭吃会饿死，严刑峻法大不了也只是死…….这是一群人，群就是力量。谁怕谁！”（摘自清华出版的《峥嵘岁月》一书）

父亲回忆说，那时 “物价飞涨，伙食越来越差。钱毛得厉害。本来就没有几个子儿。”“我那时冬天穿的一件毛背心，是红色的。是大姐用她的旧毛衣给我改的。哪买得起新毛衣。当时与我同宿舍睡上下床的艾知生，看到我有一个从山东家里带来的旧手表，表针已经不走了。我想扔，艾知生舍不得不让扔，他拿去捣鼓了很长时间，想把那破表修好，全室同学好有个看时间的物件，可那表实在太老了，到了他也没捣鼓好。”

《峥嵘岁月》中有一篇回忆文章写道：“老实说，当时能到清华这个最高学府上学的同学至少是出身于小康之家的，有不少还是“少爷小姐””。但即使这样家境的学生，在通货膨胀达到顶点，物价飞涨的时候，生活也陷于困难。这种可怕的通货膨胀把大部分学生推到了国民党政府的对立面，推到了学生运动的大潮中。

1949年摄于清华大礼堂前。前排中为郭道晖，郭右后方戴眼镜者为父亲

在这些学生运动中，父亲对其中几段经历的回忆值得一记。

“1948年春，北平的各校学生正在罢课，我奉地下党指派和一个同学到北平师范学院联络。我们两人骑着车，来到北平师院门口。大门口站着四五个警察，师院已被封了。我们推着车就要往里走，警察拦住我们：‘你们哪儿的？是这儿的学生吗？’我回答：‘我们是清华的。来这里找同学。’‘不行！不能进去！’‘为什么？我们找同学！’我看到大门并没有关紧，于是推着车来了个硬闯。两个警察上来就拉住我的车把：‘怎么着？你想撞人？！’另一个同学的车把也被警察拉住了。我使劲挣脱，大声嚷了起来。师院的同学在大门里听到争吵声，蜂拥来到大门边。听说我们是清华的，一群同学立即围上了警察跟警察吵，另几位同学趁乱把我们带进了师院。傍晚，我们办完了事，出来时看到门口还有警察，但没有理我们。

“我们顺利回到了清华。向组织汇报了去师院的经过。我受到了批评：你们这样硬干，如果被抓起来考虑过后果吗?因清华那时确已有参加学运的学生被抓进北平草岚子监狱了。有同学说我们是‘勇有余，智不足。’ 父亲回忆说，那时候年轻气盛，完全不懂得斗争策略，更像个愣头青。

“大约在1948年五月或六月，国民党华北剿总要解散华北学联，并要逮捕华北学联的头头。于是北平的学生举行‘保卫华北学联’集会。清华的学生游行队伍刚进城，就听说北大的同学被特务打了。气氛立时紧张起来。队伍走到东华门，我就看到别的学校队伍里有个女生脸上流着血，还在唱“团结就是力量”。我们的队伍也一边齐声高唱，一边走向北大民主广场。

“我们席地而坐，把华北学联的几个头头团团围在中间。我们的东面和南面都有军警。大家呼喊口号，唱歌，还有人讲话号召大家坚决保卫华北学联。我确实看到会场周围有一些戴墨镜的人在溜达，一看就不像学生。这些人一走近，大家就格外警惕，有许多志愿的积极分子在会场外拉起了手。包围我们的军警最终没敢硬来。并且由于我们的抗争，最后与剿总达成协议，由剿总用卡车把我们送回了清华园。

“1948年8月19日，国民党华北剿总分两批宣布了约300人的逮捕名单。并在北平各报上公布。同时，宣布这些人一旦“落网”，将送北平特种刑事法庭审判。公布名单时已派人包围了清华园。这就是有名的“八一九大逮捕”。由于梅贻琦校长的坚持，军警没有立即进校园捕人。但不许学生出入。虽然正值暑假，可很多学生没有回家。于是这些学生在地下党的领导下，日夜轮流把守校门，巡逻校园。就在双方僵持阶段，一天夜里，约三四点钟的时候，我一个人正在宿舍睡觉。那时我住在善斋二层，同室的同学都回家了，门没有锁。一个黑影忽然闪进我的宿舍，直冲我的床而来。一屁股坐在床上，把我推醒。我惊了一下，黑暗中还没看清是谁呢，那个黑影就低声说：‘快起来！组织上决定叫你送我走，天亮前就得离开。’从声音我听出是生物系的王承曗。王是剿总名单上要逮捕的学生之一，但自从报上公布名单后我就再没见过他，更不知道他还在校内。现在他深更半夜突然出现，并说组织要我护送他走。我丝毫没有思想准备。我赶紧爬起来，醒了醒神，问‘送你去哪儿？’‘你送我到城里。那里会有人送我去解放区。’‘怎么送？咱们怎么出去？’‘我们这两天已经侦查过了，包围清华的特务这会儿都找地方睡觉去了，咱们就插这个空。你先翻墙出去探探路。如没人就钻青纱帐。再往前探，如果没动静，就回来叫我。’‘如果外面有人，把我抓起来怎么办？’我有些紧张。‘你带上学生证，万一逮了你，也没关系。名单上没你，你什么也不要承认。大家一闹，过两天他们就得放你回来。’‘如果逮了我，你也走不成，那不是偷鸡不成蚀把米吗？’‘又不是一准儿逮住你，现在情况紧急，只能试试这条路。’‘我怎么回来？围校以后，校车已经停了。’‘你就坐火车回来，大大方方进校门。如果不让你进，你就找没人的地方翻墙进来。’‘那我在城里呆两天再回来。’‘不行！你当天必须回来，这边还等着我们的消息呢。否则这边搞不清楚是送到了，还是我们都被捕了。你赶紧穿衣服，在楼门口等我。我回去一下就来。’”（父亲的这一段回忆，如此清晰地记述了他与王承曗几十年前那个深夜的对话，让人身临其境地想象出当时他们周围环境和形势的高度紧张）。

“已经没有犹豫的余地和时间了。我立即穿好衣服，拿上学生证。到了楼门口。王很快就来了。我们一同走到新斋东面的畜牧场，校园内没碰到任何人。在畜牧场的围墙边，王承曗把我托上墙，这时天色已蒙蒙亮了。我骑在墙上向外张望了一下，四周一片寂静，没发现有人。我就从墙上跳了下来。向东走不远就是玉米地，我迅速钻进了青纱帐。人一进青纱帐，在里面走起来才发现身体碰到玉米叶子的声音唰唰作响，声响很大。可能是心里有些紧张，愈发觉得在寂静的凌晨这声音显得尤其扎耳，不由得更紧张。而且在玉米地里视线很短，如果前面突然有人跳出来，简直猝不及防。就这样小心翼翼地一直走了大约有二三百米，没发现周围有什么动静。于是我反身回到出发的地方，在约定的地点把一块小石头扔进了围墙，同时轻声喊他。他应了一声。我贴着围墙告诉他没问题，可以出来。这时我走到畜牧场的门旁，本是想靠在门边隐蔽一下，但一靠上去却意外地发现门竟然没锁，一靠就开了。我马上轻声招呼王承曗不要爬墙了，从门出来。于是我在前，他在后。我们很快又钻进了玉米地。

“进了玉米地，王承曗悄悄地问我刚才向前探了多远的路？‘大约二三百米。’‘太近了。应该再向前探一下。’‘天已经亮了，在这里停留的时间越长越危险。我们得赶快走。’ 我们一前一后在玉米地里向东一路钻下去。慢慢地，心里也不像刚出来时那么紧张了。因为一直在青纱帐里走，而且走得很快，手和胳膊被玉米叶子划破了，生疼。但顾不了那么多了。走了约二三里路，离开清华园很远了，我估计应该已走出了包围圈。我们就从玉米地里钻了出来。没想到，刚上路才走了几十米，就看见一个农民坐在路边，那样子显然不是在地里干活的。我脑子里第一个反应就是：‘糟了！碰上剿总布置的岗哨了！’那人已经看见我们了，再躲已经来不及，而且躲会引起对方的怀疑。我灵机一动，硬着头皮主动打招呼：‘老大爷，这么早哇，’‘唔,你们这是……’那人一边搭讪着，一边打量我们。 ‘早上溜溜’，我故作轻松地说。一边说一边走过他的身旁。这时，他一下站了起来！我的心立时提到了嗓子眼儿！但他看着我们没再说什么。我们故意放慢脚步，怕他从背后看出破绽。等到回头看不见那个人了，我们立刻又钻进青纱帐，长吁了一口气！王承曗说：‘主动打招呼对了’‘那人没准儿是看庄稼的老乡？’‘肯定不是！看庄稼的老乡站起来看我们干什么？’ 不管怎么样，那人并没有跟上来。一场虚惊。后来我们一路向东，步行进了德胜门，再没发生任何麻烦。进了城，来到了王承曗的家。一进门，王的母亲见到儿子又惊又喜！她已经在报纸上看到了通缉名单中儿子的名字，正在提心吊胆。这会儿子突然出现在她眼前，老太太高兴地不知所措。她问：这几天你在哪儿啊，真是把人吓死了！真怕你出了事！王把我介绍给他母亲，告诉她是我把他半夜送出清华的。王妈妈要出去给我们买吃的，我们立即阻止了她：一去买菜，就会让邻居感觉到家里来了人。老人听从了我们的话。王承曗因为一宿没睡，又在玉米地里走了很长的路，精神高度紧张，这会儿人的精神一放松就困了，便倒头睡去。我不知道是怎么的，一点不困，就坐在那里看书。老人做好了饭，叫醒了王承曗，我们一起吃过饭，互相告别后我就立即启程到德胜门坐上了回清华的火车。到了清华园站下车后，一边走，一边在盘算怎么才能进校门。

《峥嵘岁月——解放战争时期清华校友足迹》

“我先向南校门走去。快到校门口时，我四周看了一下，一共有三四个同学都在向校门口走，但没有认识的。距门口还有几十米的地方，我被几个穿便衣的人拦住了：‘干什么的？’‘学生，回学校。’‘从哪儿回来？’‘城里。’其中一人把我领到路边一个院子门口，问我要学生证。我递给他后，他就拿着我的学生证进院子了。我知道他是去核对抓捕名单。因为事先已预料到会有这样的情况，所以并不紧张。

“一会儿，那人出来把学生证还给我，说‘去吧！’ 我不大相信他们同意放我进学校，但我佯装认为他们允许我进，所以听罢抬腿直奔校门。‘回来！回来！不许进学校！’身后那几个人大声冲我嚷起来。我停住脚，回身说：‘你们不是检查过了吗？怎么还不让进？’‘不行！上头有规定，不许进！’‘不让我回学校，让我去哪儿？现在火车也没了，城里也回不了啦。’‘那我们管不了。反正你不能进学校。’我知道再磨也没有用，就转身沿着围墙边的小路向西走，想找没人的地方伺机翻墙。走了一段路，前后一看没人，我敏捷地闪进了玉米地。刚进玉米地没走几步，突然就听有人喊：‘出来！出来！’我立刻停下脚步，想判断一下是不是我被发现了。还没容我多想，已看见两个人一前一后拨开玉米叶子向我走过来。前面的人离我也就十几步远，互相看得很清楚。我明白碰上‘暗哨’了！他们刚才已经在玉米地里盯上我了。我只好从青纱帐里走出来。打头的那个人盯着我，问：‘你是干什么的？’‘清华的学生，要回学校。’‘回学校？那你上这儿来干嘛？’‘南校门你们不让进，我想去西校门。’‘那你干嘛往玉米地里钻？！’那人突然提高了声音，口气变得严厉。我忽然灵机一动，回答说：‘我想进去撒尿。’‘那你手里拿的那个包呢？！’‘我没拿包啊。’我手里确实没拿包，不知道是他们隔着青纱帐看错了，还是想诈我。他们不说话了。我见他们不做声了，知道他们没看出什么破绽。撇下他们，我转身继续向西校门走去。

“快到西校门的地方，靠着清华的围墙有一个院子，这院子可能是清华职工的宿舍。我走进院子，想在这里看看能否有地方翻墙回学校。我刚进去，后面不知哪来的一个女生也跟进来了。这时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迎出来，对我和那女生说：‘你们不能从这里翻墙。我们已经向警察保证了不许任何人从这里进出清华，他们才答应不在这里住人。’我听完一声没吭转身就往外走。那女生好像还不死心，留下说想讨口水喝。

“我出来后又继续向西校门走去。还没到门口，就看见四五个便衣在把着门。见我过来，就上前拦住了我。还是和南校门一样的问答。还是要了我的学生证，进了路边的一个窝棚，不用问又是去核对名单了。出来后，那人没还给我学生证，却把我领到另一个小头目摸样的人跟前，说：‘他要回清华。’这小头目穿着黑绸衬衫，深咖啡色裤子，头发从中间分开。我一看他这身打扮就觉着他是特务。他看了看我的学生证，然后盯着我的眼睛，问道：‘你干什么去了？’‘从城里回来。’‘上城里干嘛去了？’‘看亲戚。’他沉吟了一会儿，说；‘你等一会儿’，拿着我的学生证转身进了西校门。

“不大一会儿，他就回来了。我正在猜想，难道里面还有个更大的特务在审查？难道学生自治会的同学能允许特务呆在校门内？不会啊。正想着，那特务象闲聊似的问我：‘那些共产党在你们学校里都搞什么活动？’‘没听说学校里有共产党啊。’‘怎么没有！现在要逮的这些学生不就是共产党吗？’‘反正我没听说谁是共产党。我只管读书考试。共产党要是让我一眼就能看出来，那还是共产党吗？你们不是正在逮吗？’‘“他们就从来没找你们开过会？’‘找没找别人我不知道，反正没人找我。’ 他看出了我的冷淡，觉得聊不下去。也就不再说话了。

“冷场了一会儿，我就问：‘可以让我进学校了吗？’他说：‘还要再等一等。’还让我等什么呢？我脑子里飞快的转着：是等一等放我进去？还是等一等再另行发落我？如果还像南校门那样，我就打算再往北走，往水磨村方向走，再找机会翻墙。正在这时，忽听站在校门口的另一个特务对他说‘来了’。他听后就叫我跟着他进了西校门。

“进门后十几米远处站着两三个人，我一眼看到了负责斋务股的丁先生。他带我走过去，把我的学生证递给了丁先生，说：‘丁先生，就是这个学生，交给你了。’丁先生接过学生证转手就给了我，一边对那特务点着头，一边说：‘好，好’。然后领着我快步离开了校门。我终于回到了清华园！经过西院时，看见十几个同学正在聊天，有认识我的同学就冲我喊‘干什么去啦？’我抑制不住完成任务的兴奋，回答说：‘刚从城里回来！’

“我一进校园，就直接去找刘崇仁。这时膳团（食堂）早已关门。我们就来到新斋东面的小饭铺。我小声汇报了送王承瞸一路上的情况。几天后，组织告诉我王承瞸已顺利抵达解放区。

“清华园还继续被围着。时间长了，菜运不进来。膳团已没有菜吃，我们每天就吃煮黄豆。又过了几天，剿总终于和校方达成协议，全体在校同学集中在大礼堂排好队，由剿总的人将所有学生证收齐，然后逐个核对。同时有校方代表和学生自治会代表在场。大约两个多小时，就全查完了。查完当天清华园就解除包围了。学生自治会马上贴出大字报：痛失自由三小时！

“事后听剿总的人对学生自治会的同学说，“你们清华这么大，房子这么多，别说半天，就是一个星期也查不过来。”但也听到有同学讲，剿总在南校门通过核对身份逮捕了生物系的蔡益鹏。他是上了黑名单的。但其实他既不是党员，也不是盟员。所以过了一段时间，他就被放回来了。

“九月初刚开学，刘崇仁突然来找我，告诉我他也要去解放区了。行前，我们俩去成府路照了一张合影。这张照片在文革中被红卫兵抄走了。他走时我送他上校车，我们紧紧地握手。他悄声对我说：‘解放后再见！’

“看到王承瞸和刘崇仁他们都去了解放区，我心里也很想去。当时解放战争进行的如火如荼，形势变化比我们预料的要快得多。许多同学包括我在内思想上都准备离校南下参加解放全中国了。可是，很快传达了中共北平市委的决定：理工学院的学生要留校好好学习。这是新中国建设的需要。

“第二年三月（1949年3月），清华园已解放(郭道晖叔叔注：清华园1948年12月15日就已解放了)。一天，薄一波，周扬来到清华。事先没有任何通知，所以也没有人陪同。有的同学在化学馆前认出了他们，就打招呼并尾随着。当他们走到体育馆前时，已经聚集了几十人。有人要求他们讲话。薄一波就对我们说，我们这些光会打仗的人以后不受欢迎了，以后主要看你们的了。今后女同志喜欢的也是周扬同志和你们这样有知识的人。新中国要靠你们了。

“四月，北平市委决定公开学校的党组织。公开前先在组织内打通横的关系，北系和南系的党员在党内公开了。平时凭感觉猜测是党员的同学大多得到了证实。电机系地下党在明斋117朱镕基、郭道晖等10个湖南同学的宿舍开了第一次组织会，大家在会上第一次互称同志。不久，在学校的大饭厅到明斋的过道上贴出了清华地下党总支部和各个分支部的党员名单。党员人数有120人左右。公布后，有同学开玩笑说，原来清华有120多个‘共匪’啊。”

父亲的文字回忆就到这儿。

可我还有个疑问：“你们那时候，那年龄，正是风华正茂，正是那啥……就光闹学潮闹革命？清华四年就真的没有对哪个女生动过心？” “动过。有一个女生，叫XXX，我们那时经常一起搞活动。我对她有点那意思，我看出她对我也有意思。但那时认为要革命，哪能搞这个。”“那你从来没对她表白过？” “没有。不过我相信，只要我说开了，她肯定同意。” “你这么自信？” “嗯。” “那后来呢？”“后来就继续搞地下党了。”“那再后来呢？”“再后来就解放了，毕业后就再没见过了。” “前两年有一回校庆，在清华校园内，我上了一辆拉着我们这些老校友去吃饭的大巴，旁边坐着一对老头儿老太太。就互相问是哪个系的，哪一届的。互相通报姓名。那老太太听到我的名字后，马上就说出她自己的姓名。我一听，想起来了，就是她。” “啊？！你们竟然互相都认不出了？”“认不出来了。五十多年了，样子变化太大了。” “那——，你就没有一点小激动？” “啊——，没有。” “？“

后来我脑筋急转弯了一下，那时如果我爸稍微小资一点儿浪漫一点儿，或者本色一点冲动一点没憋住，对那女生说了“我爱你”，那我也就歇菜了。

文革前父亲在矿院

结尾

父亲1951年清华毕业后被分配到燃料化学工业部，继而到刚建立的天津中国矿业学院机电系任总支书记。学院1953年迁北京，更名为北京矿业学院。他兼任副教务长，院党委委员。他那时不到三十岁。

再后来，他在矿院遇到了我妈，结了婚，有了我。再后来，文革了，他被打成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给整得死去活来，无数次被戴高帽批斗挨揍。每每被批斗完回家时衣服已被撕成条状。那时他四十岁左右。

1968年初，他短暂地从牛棚被释放，有了我弟弟。

他所在大学1970年在1号通令后全校迁出北京，迁到四川的华莹山走与工农相结合的五七道路，后来又把他下放到公社带知青，称“那里最需要你这样的干部”。

改革开放后，他先后任职煤炭部工业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委员会和中国驻美国大使馆。

在中国驻美使馆工作期间参加共和国35周年招待会。右一为父亲，中为母亲，父母间为冀朝铸夫妇。左一、左二为中国驻世界银行代表夫妇

父亲在使馆接待自已当年清华电机系的老师、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任之恭夫妇

父亲陪章文晋大使会见美国官员

父亲陪韩叙大使会见美国马里兰大学校长。摘自巜韩叙传》

父亲母亲（左三、右二）与第二任美国驻华大使恒安石夫妇（左一、右一）在招待会上

父亲母亲做客美国国务院

1980年代末，他离休了。在家里话也开始比年轻时多了，但经常他还没说完，别人已经起身走了，大家都很忙。他只好把剩下的话咽下去。家人如果就某个话题见解不同，争论起来，他立刻挂起免战牌，不与任何人争论，休战，一边儿看书去了。

再后来，他就被我儿子训：你连这个都不会，还敢当姥爷？他不仅不生气，还哈哈大笑。

再后来，他会了。他学会了用电脑上网，学会了发e-mail，学会了上网看文章。于是，每天坐在电脑前看他们当年电机系班里最年轻的一个小老头儿章希博叔叔每隔几天群发给他们这些“80后”老头们的各种文章。津津有味。

父亲曾对我说过，“只要我的眼睛不瞎，能看书，我就不会寂寞。”父亲一生酷爱读书，虽是学理工出身但喜欢看的书多是政治历史方面的杂书，真正是活到老，读到老。近几年，由于网络上的资讯更快，更多，他就改上网阅读了，而且时间越来越长。网络使得他在暮年又跟上了时代，又找到了和社会的对接点。我知道父亲年轻时会翻墙，但现在轮到他们班另一位老先生章希博负责“翻墙”了。那位老先生隔几天就群发些内容丰富的各种文章，都是最新消息，有些貌似还挺“内幕”。比我知道的还多。父亲看后还转发给我。这些老先生年纪虽然大了，可关心国内外大事的劲头比我足多了。有一次，我给父亲的同学郭道晖叔叔打电话，告诉他我要给他发个邮件，请他注意查收。哪想老先生说，“你就发吧，我除了吃饭睡觉，整天都挂在网上”。厉害了，这些“80后”！

父亲继续平静地过着他的晚年，继续关心每天的国内外大事，这种习惯不仅于他，而是他们那一代人，这已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不可或缺。

李榕初写于2012.8

（原文曾经郭道晖叔叔审阅，深表感谢！）

清华大学电机系51级同学毕业60周年聚会：从左至右：父亲，郭道晖夫人，张凤祥，袁㑲（北京工业大学教授)，朱镕基，袁㑲夫人，张履谦(工程院院士)，朱镕基夫人劳安

注：

何思源：山东菏泽人。先后留美留欧，教育家。曾任山东省长，北平市长。1949年北平解放前夕他担任与共产党和平谈判的首席代表，因而其寓所被炸，小女儿被炸死。解放后任全国政协委员。1982年病逝。其长女何鲁丽曾任北京市副市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王耀武：山东泰安人。黄埔三期，抗日名将。曾率部参加八一三淞沪抗战和南京保卫战。解放战争中的济南战役失败后，化妆潜逃被俘。1959年获特赦后任全国政协委员。1968年病逝。

郭道晖：右派，后转入法律界，曾任职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中国著名法学家，“法治三老”之一。

王承曗：解放后任大连轻工学院（现大连工业大学）党委书记。

刘崇仁：解放后曾任北京市科委主任。

张凤祥：曾任电力部副部长，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会长，2017年因心脏病去世。

艾知生：清华土木工程系毕业，1980年代中期曾任广电部部长，1997年去世。

章希博：章太炎孙子，右派，中国第一台10万千瓦发电机组设计者。

作者与父亲1987年初摄于美国华盛顿水门饭店

后记

转眼就是一生，转身就是一世。父亲这些自称“80后”的耄耋老人现在不少人已进阶“90后“了，此文成文后得知文中的刘崇仁叔叔患阿尔茨海默症已无法与人交流；而终于辗转打听到王崇曗叔叔时才得知他已于几年前去世了；章希博叔叔也于今年患癌症辞世，他是父亲班上年龄最小的同学，这些年一直是班上的通讯员，极热心的为大家转发文章，父亲像定点上班似的每天看章叔叔发来的各种文章，却在今年夏天得知这位班上最小的同学先大家一步走了；而父亲则迈入他人生的第91个年头。在近90高龄的时候，开始学习使用微信，现在每天在微信上浏览文章和家人朋友互通消息。

我们这一代人从小到大，父母和儿女能有多少时间坐下来一起聊聊他们小时候和年轻时的往事？我们虽是父女，但我们真的彼此了解吗？在我的记忆中，父亲本就话少，性格不事张扬，而且从我开始懂事起就是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父亲好像一直是“运动员”，没完没了的挨斗，接受改造。前些年财新传媒《中国改革》的一位记者采访父亲的同学郭道晖叔叔的一篇文章《风雨苍黄八十载》的开篇第一句就写道：“战火纷飞颠沛流离的少年时代，热血投身革命事业的青年时代，在一次又一次“运动”与“斗争”中饱尝心酸的中年时代，这是一段极尽跌宕起伏的中国历史，这是一个普通知识分子的命运历程。”看完我第一个反应就是这段话放在我父亲身上也挺贴切，放在大部分这个年龄的知识分子身上应该都是最贴切的概括。

当社会终于太平了，我们也长大离开家了，浪迹天涯，在离父母很远的地方过起了自己的日子，整天为欲望为生计忙忙碌碌。在国外的时候，甚至多少年都看不见父母。岁月如梭，等到终于有一天我回家打开门时，突然发现家里悄无声息，略显空旷的家中，在傍晚暗淡的光线里，只有两个老人各自读书看报的剪影。我心里陡然一紧，他们都老了！

而文章中这些跳跃的、鲜活的、有情怀有理想的年轻人在现实的岁月中各自凋零，慢镜头般渐渐远去了……

2018.11于上海

李榕阅览室

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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